當地時間9月17日，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（FOMC）會議紀要釋放關鍵政策信號——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25個基點至4.00%—4.25%，這是自2024年12月美聯儲降息25個基點後時隔9個月的首次降息操作，不僅標誌着美國貨幣政策正式進入寬鬆周期「前奏」，更將通過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，引發全球流動性、資本流動與匯率格局的連鎖調整。

　對於正處於經濟修復關鍵期的中國而言，如何在這一輪外部政策變動中把握機遇、規避風險，成為當前宏觀調控與市場穩定的重要命題。

　不是激進轉向，而是「預防式平衡」

　此次美聯儲選擇25個基點的降息幅度，並非偶然，而是基於美國經濟「通脹黏性未消、增長韌性承壓」的現實權衡，也體現了其以數據為導向的貨幣政策框架的核心邏輯。從早前市場預期來看，本次降息25個基點本就是大概率事件——此前芝商所CME Group數據就曾預測，本次會議降息25個基點的可能性為96.1%。而部分市場呼籲的50個基點的激進式降息並未被採納。背後的關鍵考量，在於美聯儲對通脹回落節奏與經濟下行風險的雙重把控：一方面，前幾個月美國核心通脹環比增速已出現連續放緩跡象，服務業價格壓力邊際緩解，表明通脹下行路徑基本穩固，為降息提供了「窗口」；另一方面，經濟韌性的邊際弱化信號已不容忽視——2025年8月美國失業率升至4.3%，創四年來新高，同期非農就業新增人數遠低於預期，勞動力市場與消費動能的走弱，讓政策層不得不提前應對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。

　正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會後聲明中強調的，「儘管過去兩年中通脹有所緩解，但仍高於聯儲長期2%的目標」。若此時美聯儲選擇一次性降息50基點，很可能被市場解讀為「貨幣政策過度轉向」，進而重燃通脹預期，反而增加後續政策調控的難度。相比之下，25個基點的溫和調整，既釋放了應對增長風險的政策信號，又為未來保留了靈活調整空間——若通脹反彈，可暫停降息；若經濟進一步走弱，也可繼續適度寬鬆，是典型的「預防式降息」。

　值得關注的是，從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（FOMC）投票結果來看，此次降息幅度得到11票贊成、1票反對。唯一反對票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、剛剛出任美聯儲理事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·米蘭，他主張降息50個基點來立即刺激經濟並應對潛在衰退風險。這一投票格局恰恰傳遞出美聯儲的政策獨立性——即便存在不同聲音，仍堅持基於經濟數據的審慎立場，而非短期政治壓力或市場情緒。這種獨立性對於維護美聯儲政策可信度至關重要，能有效避免短期干預演變為長期政策失控，為全球市場注入穩定預期。

　全球連鎖反應：流動性重構下的機遇與分化

　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央行，美聯儲的降息決策絕非美國內政，而是通過「美元-大宗商品-資本流動」的傳導鏈條，對全球經濟產生顯著外溢效應，其影響既有機遇，也伴隨着分化與風險。

　首先是匯率與大宗商品的格局變動。9月18日，美元指數（DXY）迅速下跌至96.22，創2022年2月以來新低。美元走弱直接帶動非美貨幣普遍升值，以美元計價的原油、有色金屬等資源類大宗商品價格將迎來階段性上漲，這對資源出口國而言，無疑是經濟復蘇的「強心劑」，但對中國、德國等製造業大國來說，原材料成本上升將加劇生產端壓力，同時本幣升值可能削弱出口競爭力，尤其對依賴低成本優勢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形成挑戰。

　其次是國際資本流動的重新配置。美聯儲降息後，美元資產收益率相對下降，新興市場資產吸引力將上升，投資者將調整資產的跨國配置，資本有望從發達市場回流至新興市場，推動後者股市與債市回暖。從短期市場表現來看，這種分化已有所體現：9月18日，美股三大指數漲跌互現，但道瓊斯指數創下歷史新高，美債收益率也出現調整，尤其是短期美債收益率對政策預期反應更為敏感；歐洲市場、東京日經225指數（收漲1.15%）、韓國綜合指數（單日上漲1.40%）均表現強勁；A股則呈現衝高回落態勢，但這更多是對前期降息預期充分消化後的正常回調，整體仍處於震盪上行通道，並未脫離基本面支撐。

　此外，全球貨幣政策協調難度將進一步加大。部分發達經濟體（如歐元區、英國）可能跟隨美聯儲降息，以避免本幣過度升值損害出口；新興市場則獲得更大的貨幣政策自主空間，可適度寬鬆以支持經濟復蘇。但各國經濟基本面差異巨大——有的仍在應對高通脹，有的已陷入增長停滯，這種差異可能導致全球貨幣政策「各自為戰」，增加國際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，甚至引發新的貿易與金融摩擦。

　對於我國而言，美元走弱的影響呈現鮮明的「雙面性」：一方面，以外幣計價的中國出口商品競爭力將獲得階段性提振，同時進口原油、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的成本會同步下降，這對緩解製造業企業生產端壓力、為外貿韌性托底具有直接積極意義；但另一方面，人民幣將面臨階段性升值壓力，這種升值會直接傳導至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企業——尤其對依賴低成本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，匯率端的利潤擠壓效應已不容忽視，可能對其訂單穩定性與盈利空間形成挑戰。同時，中美利差收窄減輕跨境資本流出壓力，對我國資本市場將形成短期支撐，北向資金或加速回流，利好股市估值修復。同時，外部流動性環境的寬鬆，將進一步拓寬我國國內貨幣政策的靈活操作空間——無需過度受制於資本外流與匯率波動的雙重約束，政策層可更從容地通過降準、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（如定向支持中小微、科技創新領域的再貸款）等方式加碼穩增長，為國內經濟修復提供更適配的貨幣環境。

　但必須警惕的是，美聯儲降息可能引發我國匯率雙向波動幅度的加大：若升值過快，會削弱出口企業競爭力；若短期波動劇烈，又可能引發短期投機性資本衝擊。這要求政策層在「穩增長」與「防風險」之間精準拿捏平衡，核心是進一步強化人民幣匯率彈性——讓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雙向波動充分發揮「緩衝器」作用，減少資本流動對國內金融市場的衝擊。

　此外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並未因單次降息而消除：美聯儲後續降息路徑並非「既定腳本」，而是高度依賴美國核心通脹能否持續向2%長期目標靠近、就業市場是否進一步走弱等數據的演變等。這意味着，我國需持續跟蹤美聯儲政策動向，精準評估其對全球金融市場、大宗商品價格、跨境資本流動的傳導效應，尤其要關注美聯儲在「控通脹」與「保增長」之間的權衡變化。在此過程中，必須堅守國內宏觀政策的定力，堅決避免外部擾動打亂「穩增長、調結構、防風險」的既定節奏。

　中國應對：短期穩平衡，長期強韌性

　面對美聯儲降息帶來的外部環境變化，我國的應對核心應該是保持定力、堅持以我為主、統籌內外平衡——既不被動跟隨外部政策節奏，也不忽視外溢效應，而是立足國內經濟修復的實際需求，通過強化內生動力、優化政策工具，將外部波動轉化為長期發展的機遇窗口。

　一方面，保持貨幣政策自主性與精準性的統一。美元走弱、中美利差收窄，確實為中國貨幣政策提供了更寬鬆的操作空間，但這並不意味着可以「大水漫灌」，正確的路徑應該是：根據國內經濟修復節奏和結構優化需要，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，引導實際利率下行，靈活運用降準、結構性工具等舉措精準發力，引導金融資源更多流向科技創新、綠色轉型和中小微企業。同時，加強預期管理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，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，強化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與調節，讓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雙向波動，防止短期投機性資金衝擊金融穩定。

　另一方面，要借力外部機遇，破解出口與進口的「雙向矛盾」。針對美元走弱對中國經濟影響的「兩面性」，短期可通過出口退稅、匯率避險工具推廣等政策緩解出口企業壓力，但長期根本之策在於推動產業升級—— 通過減稅降費、技術補貼等手段，支持出口企業向高附加值、高技術含量領域轉型，擺脫對低成本優勢的依賴。只有當中國出口的核心競爭力從價格轉向技術，才能真正抵禦匯率波動的衝擊。

　同時，也是很關鍵的一點，吸引長期資本，關鍵在制度型開放而非短期紅利。美聯儲降息後，國際資本回流新興市場的趨勢，為中國資本市場帶來了增量機遇。但要留住長期資本，不能僅靠短期政策紅利，更需深化資本市場改革：如完善退市制度、加強投資者保護、擴大制度型開放等。資本市場的長期吸引力源於制度完善與基本面支撐，只有當全球資本看到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，看到中國資本市場的規則透明度與穩定性，才能實現「短期流入」向「長期配置」的轉變。

　此外，要密切跟蹤外部政策動態，強化預期管理與跨周期調節。根據美聯儲此次會議更新的點陣圖，今年年內還將再降息兩次（各25個基點），這意味着外部流動性寬鬆的趨勢尚未結束。我國需動態評估後續降息對全球資本流動、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，提前做好政策儲備——例如，若後續美元進一步走弱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，可通過增加戰略儲備、穩定供應鏈等方式平抑輸入性通脹；若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風險，可加大財政支出力度，推動新基建、民生工程等重點領域投資落地，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。同時，要加強與市場的溝通，及時釋放政策信號，避免市場因信息不對稱產生過度預期或恐慌。

　美聯儲此次降息，是全球經濟從「高利率周期」 向「寬鬆周期」過渡的重要節點，也為中國經濟提供了外部環境緩和期。但需清醒認識到，外部政策紅利終究是輔助，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，仍需依賴內生動力的強化——無論是科技自立自強、產業結構升級，還是消費市場擴容、資本市場完善，都是提升經濟韌性的關鍵。在應對短期外部波動的同時，夯實長期發展的制度基礎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全球經濟格局調整中把握主動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。